学思：重庆出租车罢运 罢出“代言人荒”

    出租车是一个城市现代性的组成部分，相应地也将遭遇与城市现代性有关的诸多细节。这些细节在农业社会的版图无迹可寻。而正是因为社会中各种现代性组织的不均衡发展，使重庆出租车司机不得不通过罢运来发起非暴力对抗。这种对抗本身与现代性叙事无关，却因为体现了对社会中各种现代组织均衡发展的“倒逼”诉求，使其在时代背景下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性。

    出租车被视作公共运输的补充，但是和飞机、公共汽车、轮船、火车不同的是，出租车有着极强的个体性特点：运输的客人极少，没有固定的路线，司机和乘客通过直接交流来编制新的社会关系等，这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有着本质的区别。也就是说，出租车本身兼具个体工具与公共工具的双重属性，不能采取和其他公共运输工具相同的管理办法。同时，政府控制运价和乘客对车辆资源、运输价格的埋怨，也对出租车司机形成双重挤压，这种利益机制的不均衡性，使出租车司机欲罢不能。

    显然，出租车司机属于城市的弱势群体。只有弱势群体，才不能在社会日常运作的所有显规则和潜规则中熟练地获得利益。

    全城出租车罢运，和个把钉子户在语境上不能相提并论。因为前者更容易引起人们对该城市的管理能力不高的联想。事实上，重庆市政府承诺的三点解决办法，除了和能源部门协商天然气配额外，都不需要耗费大量行政资源。这种不涉及管理伦理，而仅仅与管理策略有关的解决方案没有在罢运之前被提出，是城市管理的遗憾。另一方面，国内其他一些城市，因为前些年以城市经营的名义，将出租车牌照拍出“天价”，造成出租汽车数量迟迟难以扩容，乘客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，则是这种遗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或许在这种城市，永远不会出现出租车司机大罢运的情况，但利益的损害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分流了。毕竟，出租车的乘客很难达成集体协议抗议出租车数量的不足。

    要使城市管理的遗憾得到及时弥补，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快促进社会中各种现代性组织的均衡发展，使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够拥有各自的利益代言人。比如充分利用出租车行业协会，通过协会积极主动地向政府、出租车公司反映协会成员的意见和要求，依法维护出租汽车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。建立行业协会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对话机制，就制定规则、保护权益、维护秩序、考核体系、民主监督、车位定价等方面进行沟通协调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近年来，社会中间组织发展的不均衡态势，已经在无数领域中使市场经济的成熟性大受考验，重庆出租车大罢运事件只是其中一例。社会中间组织不完善，各群体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利益博弈，是重庆市政府在大罢运之前毫不知情的主要原因，也是司机们不得不离开汽车走上街头的主要原因。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余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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